但最终没去成，因为我和依礼还在东北上学，倒是大姑来看过我们，她留下一钱，然后举家去了北京。

我和依礼给两位长辈了三年孝，这似乎是我们唯一能的。日更苦了，但勉过得去，我唯一依仗的只有傲人的成绩，我用这成绩减免了学费和生活费，用这成绩换来了奖学金，确保了我和依礼没有在放假时饿肚。

我是很有几分傲气的，又有与生俱来的大胆，因此不假思索地拒绝了。我没有忘记的我对未来职业的愿景，拒绝的话到现在我还记得：“我要一名人民的医生！”

那封信寥寥数言，笔迹凌，字仓皇，上面写着——

落差之大让我有些萎靡不振，我又怨恨起了爸爸，我止不住地想他。

终于，我考中了哈尔滨医科大学。

要说我们也起过投奔的念，小叔就混得很好，人在北京，听说了大官，我一直以为他只会找我爸哭呢。

我想念他宽厚的臂膀，想念他对我的纵容和溺，在失去了全庇护之后，我才懂得我有多他。

饿肚呀，日本人在的时候没饿过，国民政府的时候没饿过，现在新社会了，却饿了肚，什么世呀！

两年转即逝，凭我的成绩，我以为会被分到省医院，没想到因为家成分的原因，只被分到了区卫生所。

他最我了，他把他一生的，压缩成了十年，一脑儿给了我，往后就没了。真可惜，我咋就没省着儿用呢？

而想医生的起因，是柳叔说过，我爸不好。

1950年，我十八岁，在呼兰读中。考大学之前，老师找到我，说因为我会讲较利的俄语，所以学校会保送我到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就读，来询问我的意见。

与它相伴沉睡的，还有许许多多的，我的亲人。

只恨我生得晚。我治不到他了，那我就去治其他人吧。

我对依礼说：“咱再两年，等我分工作就好了。”

街中，如同在另一个年代沉睡至今，并再也无法醒来。

五年后，我的弟弟依礼回到了沈，他考中了沈农学院。

相

邹大爷最支持我，柳爷爷却举棋不定，可他的已不大好，我又是家里的第一个女状元，他无法束我。

我想起我们最后一次友好的谈，然后他就走了。月亮在他的上镀了层凉而的光，将他的背影神奇地雕塑。就好像走的是他的影，留下的是他的。而事实是，他的也走了，留下的，是我印刻在脑海里的幻景。

亲的宁儿：

听说邹大爷最后神状态极差，审问不任何东西，只会疯癫大笑，嘴里唱着诗：“......你看我接的好不好？少年事，少年狂，半生赴疆；骤雨浊又何妨，酒过剑锋芒。平生事，何犹记，登歌一曲；歌我山河今无恙，国泰民安康......”

他送我的东西，我都没有留下，唯独一封信，因为了书签才得以保存。

我想小叔接济了大姑家，我们再去，未免自讨没趣。我知大姑和我家关系不大好，跟小叔好；我们又没了爸，关系终究没有他们两家近。

而这五年里，柳爷爷去世，至死无法落叶归；邹大爷在五反期间，刑讯致死，我却连尸首都没带回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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